精神为炬 三立为碑——读《东坡文化通论》 品苏轼人生境界

2025年11月8日，在海南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东坡文化国际论坛”上喜获好友王睿教授相赠的《东坡文化通论》（以下简称《通论》），这是我三年前成为“苏粉”以来一直寻觅的权威性著作。《通论》由著名苏学大家舒大刚、谭新红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10月首次出版，近70万字的恢弘体量汇聚了海内外30余位专家学者的智慧，突破传统苏轼研究的学科壁垒与视角局限，构建起一座跨时空、跨学科的东坡文化大厦。这部著作以30余个专题为经纬，从生平家世到学术艺文，从政治实践到精神传承，全方位呈现了苏轼“亦圣亦仙、形上形下”的独特风神。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潘殊闲教授，在《通论》序中提炼的苏轼“爱书善思的学习精神”“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不落窠臼的创新精神”“厚德载物的大爱精神”“淡泊利禄的名节精神”“随缘自适的乐观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立德、立言、立功“三立”准则形成奇妙的精神共振，如同两条交织的河流，共同滋养出苏轼这位“千年英雄”的生命沃土。深入探析二者的内在关联，不仅能读懂东坡文化的核心密码，更能为当代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指引。

一、爱书善思：三立之基的智慧源泉

 《通论》开篇点明，苏轼的文化成就植根于“积德已自三世种”的家族文化传承与终身不辍的勤学善思。潘教授将“爱书善思的学习精神”置于东坡精神之首，恰是洞察到这一精神是苏轼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根本前提。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宋代，士人大多以读书为进身之阶，而苏轼却将求知内化为生命本能，这种纯粹的学习态度使其得以博采众长，构建起兼容并包的知识体系。

 苏轼的求学之路贯穿一生，从少年时“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的豪情，到贬谪海南时仍“日与书册为伴”的坚守，读书成为他应对人生风雨的精神支柱。《通论》专门设立“经学”“史学”“哲学”等专题，揭示了苏轼如何以“勤思力索”，对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阐释。他耗时多年编撰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打破了汉唐以来“疏不破注”的经学传统，开创以论说解经的宋学风格，这正是爱书善思精神在学术领域的直接体现。这种学习不是死记硬背的知识堆砌，而是“学而不思则罔”的深度思辨，他在《日喻》中以“盲人识日”为喻，强调求知必须“自鉴于水”，通过亲身体悟与独立思考把握事物本质，这种思维方式贯穿其政治实践与文学创作的始终。

 爱书善思的精神为苏轼的“立言”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文化全能冠军”，苏轼在诗、词、文、书、画等领域均达到一流水准，其作品之所以能穿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根本在于深厚的学识积淀与敏锐的思想洞察。他的诗词既有“大江东去”的雄浑豪迈，又有“明月几时有”的哲思深邃；其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作品熔哲学思辨与形象思维于一炉，成为千古绝唱。《通论》指出，苏轼的“立言”不仅体现在文学成就上，更在于其思想的开创性——他创立的“苏学”体系，兼容儒释道三家智慧，提出“民为邦本”“农末皆利”等进步观点，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同时，这种学习精神也为“立功”提供了方法论支撑。苏轼一生“历典八州”，无论是疏浚西湖、抗洪救灾，还是司法改革、兴办教育，其治理实践都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智慧。在徐州抗洪中，他运用水利知识首创“木岸导流法”，组织军民科学防灾；在杭州赈灾时，他借鉴历史经验推行“以工代赈”，实现“一举而三利济”。这些功绩的取得，离不开他在读书过程中积累的历史经验与实用知识，更离不开其善于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践智慧的思维能力。而在“立德”层面，苏轼通过研读儒家经典，将“仁义礼智信”内化为行为准则，形成了“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人格操守，这种道德修养同样植根于长期的文化浸润与思想锤炼。

 在知识爆炸的当代，苏轼的学习精神更具启示意义。《通论》所展现的苏轼，为我们示范了如何在信息洪流中保持独立思考，如何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如何让学习成为终身的精神追求。这种爱书善思的品质，正是当代人实现自我价值、追求更高生命境界的重要基石。

二、担当与大爱：立德为本的生命践行

 “立德”作为“三立”之首，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而苏轼的立德之路，恰恰是潘教授所强调的“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大爱精神”的生动实践。《通论》突破了将苏轼简单视为"文人"的传统认知，通过大量史实考证，展现了他作为“心忧天下”的政治家与仁者的精神底色。在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苏轼始终坚守民本立场，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在顺境中勤政爱民，在逆境中依然不忘造福百姓。

 苏轼的担当精神首先体现在政治原则的坚守上。他一生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见证了北宋政治的风云变幻。当王安石变法推行时，他并非盲目反对，而是深入民间体察实情，写下《上神宗皇帝书》，直言新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给民生带来的困弊；当司马光执政后欲“尽废新法”，他又据理力争，肯定新法中便民利民的条款。这种不盲从、不党附的政治立场，使他既遭新党排挤，又受旧党打压，一生屡遭贬谪，颠沛流离。但正如《通论》所指，苏轼的担当精神恰恰在逆境中得到最充分的彰显——他在《定风波》中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种从容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历经磨难后的坚定与执着。

 在地方治理中，苏轼的担当精神转化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干行动。熙宁十年，黄河决口围困徐州，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组织军民加固城墙、修筑堤坝，甚至抵押官舍筹款，最终成功击退洪水。《通论》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称其“打破宋代官员重赈轻防的惯性，将被动防灾转为主动防灾”，其“徐州防洪法”更成为后世治水典范。元佑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时，面对旱灾、饥疫与西湖淤塞的三重困境，他推行以工代赈，组织流民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淤泥修筑长堤，既解决了水利问题与救灾难题，又打造了“苏堤春晓”这一文化地标。这种将民生工程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治理智慧，正是担当精神的高阶体现。

 如果说担当精神是苏轼立德的外在表现，那么厚德载物的大爱精神则是其内在核心。苏轼的爱是广博的，涵盖对百姓的悲悯、对友人的真诚、对万物的慈爱。《通论》通过解读《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等诗作，展现了他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诗句中饱含对受灾农民的同情；“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则深刻揭露了进贡制度对百姓的压迫。这种对底层民众的关爱，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推行“首恶严惩，胁从宽贷”的原则，首创“病囚监”制度，将“恤刑”理念融入司法实践。

 苏轼的大爱超越了地域与族群的界限。绍圣四年，他被贬至当时视为“蛮荒之地”的儋州，不仅没有消沉，反而创办“载酒堂”，推行黎汉同堂教育，将中原文化带到海南。他教导学生“关注民生疾苦”，培养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使民本思想在海南落地生根。这种“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的平等情怀，正是厚德载物的最好诠释。《通论》指出，苏轼的大爱精神使其“超越了孟子所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境界”，在无权无势的贬谪之地依然尽己所能造福百姓，这正是其人格魅力的核心所在。

 苏轼的立德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道德修养并非空谈义理，而是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中坚守原则、关爱他人、承担责任。在当代社会，这种担当精神与大爱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

三、创新与立言：文明传承的精神丰碑

 “立言”是文人学者实现精神不朽的重要途径，而苏轼的立言之路，始终贯穿着潘教授总结的“不落窠臼的创新精神”。《通论》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苏轼在文学、艺术、学术等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指出他并非固守传统的复古者，而是“师承有自却又独立创新”的文化革新者。这种创新精神使他在多个领域开辟新风，其思想与作品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实现了真正的“立言不朽”。

 在文学领域，苏轼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对词体的革新上。在他之前，词多为“艳科”，内容局限于风花雪月、儿女情长，风格以婉约为主。苏轼以“以诗为词”的理念，将词的题材从闺阁引向社会人生，从个人悲欢拓展到家国情怀与宇宙哲思。《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开篇，气势磅礴，意境开阔，开创了豪放词派的先河；《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将对亲人的思念与对人生的思考融为一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成为千古名句。《通论》评价道：“东坡的豪放词开辟宋词新风，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与诗同等重要的文学体裁。”这种创新并非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突破，他既保留了词的音乐性与抒情性，又赋予其更广阔的表现空间与更深刻的思想内涵。

 在诗歌与散文创作中，苏轼同样展现出卓越的创新能力。宋诗以“理趣”见长，而苏轼的言理诗“以文为诗”，将议论、描写、抒情融为一体，既富含哲理又不失诗性美感。其散文更是“行云流水”，打破了骈文与古文的界限，题材广泛，形式自由，《刑赏忠厚之至论》《留侯论》等政论文立论精辟，《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小品文意境悠远。《通论》指出，苏轼的散文“为后世树立了典型”，其“随物赋形”的创作理念，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开辟史论一格”，其史论文章往往视角独特，见解深刻，如《六国论》从“弊在赂秦”之外的角度分析六国灭亡原因，展现出独立的历史思考。

 在学术研究中，苏轼的创新精神体现为对传统经学的突破。汉唐以来，经学研究注重章句训诂，形成了“疏不破注”的传统。苏轼则以“以意逆志”的方法，对《周易》《尚书》《论语》等经典进行创造性阐释，其《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等著作“开创以论说解经的宋学风格”，将经学研究从单纯的文献考证引向思想阐发。他融合儒释道三家智慧，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苏学”体系，强调“兼容并包，集杂成纯”，这种学术创新不仅丰富了宋代学术思想，更为后世提供了多元融合的思维范式。《通论》特别强调，苏轼的学术创新“突破了现代学科窠臼，进行跨界融合”，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艺术领域，苏轼的创新精神同样熠熠生辉。他是“宋代文人画”的开创者之一，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艺术主张，强调绘画的写意性与精神内涵，将文人的审美情趣融入绘画创作。其书法位列“宋四家”之首，融合晋唐诸家之长，形成“丰腴跌宕”的独特风格，《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通论》指出，苏轼的书法、绘画、音乐理论“皆开宋代文人艺术新天地”，其艺术思想强调“神似”重于“形似”，追求“平淡天真”的审美境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轼的立言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并非墨守成规，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在回应时代需求中丰富内涵。他的创新精神不仅体现在具体的作品与思想中，更体现在一种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文化态度上。在文化多元化的当代，这种创新精神对于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淡泊与乐观：立功不辍的心灵密码

 苏轼的“立功”之路充满坎坷，他虽有“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却因政治纷争屡遭贬谪，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逆境之中。然而，正如潘教授总结的“淡泊利禄的名节精神”与“随缘自适的乐观精神”，使他在逆境中依然能够坚守初心，造福百姓，实现了独特的“立功”境界。《通论》通过解读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的贬谪生活，展现了他如何以淡泊之心面对名利得失，以乐观之情应对人生苦难，在无权无势的困境中依然创造出不朽的功绩。

 淡泊利禄的名节精神是苏轼立身的根本。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士大夫大多以功名利禄为人生追求，而苏轼却始终将名节看得比官位更重要。他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写下“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从容淡定正是淡泊名利的真实写照。《通论》记载，苏轼一生多次有机会攀附权贵、谋取高位，但他始终坚守政治原则，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在“乌台诗案”中，他遭受诬陷，险些丧命，但始终没有屈服于压力，更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出狱后，他依然直言敢谏，不避祸福，这种“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名节精神，使他成为后世士大夫的精神楷模。

 苏轼的淡泊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种对物质欲望的超脱，使他能够在逆境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将精力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中。在黄州，他开垦东坡，躬耕劳作，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更在劳动中体会到生活的真谛；在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发现生活的美好；在儋州，他“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将贬谪之地视为故乡，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

 随缘自适的乐观精神是苏轼应对人生苦难的心灵密码。《通论》指出，苏轼是“将‘贬谪的人生’过成‘诗意的栖居’的第一人”。在他之前，被贬谪到岭南与海南的文人大多悲悲戚戚，认为是判了“死刑”，而苏轼却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发现生活的乐趣，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他在黄州期间，文学风格与人生境界实现“蝶变”，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千古名篇；在惠州，他推广农业技术，改善当地百姓生活；在儋州，他兴办教育，传播文化，开启了海南的文明进程。正如他在金山寺自画像上题写的绝笔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句诗并非自嘲，而是对自己贬谪期间功绩的自豪总结——在他看来，当一个人失去权力和地位后，依然能为百姓谋幸福，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功业。

 苏轼的乐观精神源于他对人生的深刻洞察与对苦难的超越。他深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明白人生的苦难与挫折都是暂时的，唯有精神的自由与充实才是永恒的。这种乐观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历经风雨后的通透与豁达。在徐州抗洪时，他面对汹涌的洪水，依然能够“夜阑风静縠纹平”，保持镇定；在被贬儋州历经艰险，却依然能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通论》评价道，苏轼的乐观精神“注入生命长河并获得永恒”，这种精神不仅支撑他度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苏轼的立功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功业并非取决于地位的高低与权力的大小，而在于是否坚守初心、造福他人。在当代社会，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与挑战，苏轼的淡泊精神与乐观精神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名利的束缚，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的得失，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价值。

五、六大精神与三立准则的内在共振

 潘教授提炼的六大“东坡精神”与“三立”准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成就的有机整体。《通论》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清晰地展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爱书善思的学习精神是三立之基，为立德、立言、立功提供智慧源泉；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大爱精神是立德之核，构成苏轼人格魅力的根本；不落窠臼的创新精神是立言之魂，使苏轼的思想与作品实现不朽；淡泊利禄的名节精神与随缘自适的乐观精神是立功之翼，让苏轼在逆境中依然能够践行初心。

 从哲学层面来看，六大精神与三立准则共同构建了苏轼的生命哲学体系。儒家的“入世精神”体现在担当、大爱与立功实践中，道家的“超脱思想”融入淡泊与乐观的人生态度，佛家的“慈悲情怀”则彰显于大爱精神与对生命的尊重中。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特质，使苏轼能够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灵活调整自己的人生姿态，既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又不被现实的苦难所击垮。《通论》指出，苏轼的生命哲学“实现了理想与现实、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社会的完美统一”，这种平衡之道正是其精神魅力的核心所在。

 从历史影响来看，苏轼的六大精神与三立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宋代以来，苏轼一直被视为士大夫的典范，他的精神品质被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王士祯等文学大家都深受苏轼影响，传承了他的创新精神与乐观态度；近代以来，梁启超、林语堂等学者对苏轼的研究与传播，使东坡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东坡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更为社会治理、个人修养、文化创新等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从现实意义来看，苏轼的六大精神与三立实践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在文化建设方面，苏轼的创新精神与立言实践启示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社会治理方面，苏轼的担当精神与大爱精神提醒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注民生疾苦，提升治理能力；在个人修养方面，苏轼的学习精神、淡泊精神与乐观精神则为我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指引，帮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充实。

（本文作者于庆华系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